袁隆平和华国锋最后一次见面，握手半小时没松开，临别华赠4字

袁隆平与华国锋最后一次见面，二人握手整整半小时，临别时华国锋赠予袁隆平四字称赞！

1971年初春，洞庭湖平原冷雨绵延，田野里的早稻因低温减产，全省粮食缺口近两亿斤，这一行数字让时任湖南省委主要负责农业工作的华国锋坐立不安。

他清楚，要想摆脱“靠天吃饭”的局面，仅靠修水利救急远远不够，更长久的出路在于育种科技。于是，全省第一次大规模农业科学讨论会被摆上日程。会上，华国锋丢下一句直白的话：“良种问题，非一日可得，科研人员缺什么，省里尽力补。”会场先是一静，继而掌声密集。

正是在这种“需要什么给什么”的氛围里，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迎来了喘息机会。追溯到1959年，他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就在湘西小镇的田里钻研稻株，整整十年，踩烂过无数水田，才确认“水稻可以杂交”的思路是正确的。

1970年盛夏，助手李必湖在海南试验田偶遇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。袁隆平赶到现场，蹲下细看，捻起稻穗低声嘀咕：“这棵可能就是突破口。”那株被命名为“野败”的植株，随后成了杂交稻“三系”中的关键母本。

接下来的三年里，湖南农科院在华国锋的拍板支持下，开辟多处试验田，数以万计的“野败”后代在江南水网拔节。亩产数据悄悄爬升，从原先的300公斤一路摸到500公斤以上。质疑声并未停歇，但一袋袋新米摆在实地测产台上，比任何辩论都有说服力。

1975年春，推广遇阻。农业部例行汇报日程排得满满，袁隆平团队进京三次无果。湖南省委分管农业的老书记陈洪新提笔写了四页信，信封只写“呈华国锋同志亲收”。两天后，北京来电：把人带上飞机，直接进中南海汇报。

汇报结束，华国锋当即请来了国务院办公厅、农业部、财政部负责人，一纸批示：杂交水稻列入国家重点项目，财政先拨150万元用于南方13省示范推广，所需种子由湖南统一调度。桌上的红头文件传出，地方干部直呼“破天荒”。

1976年秋收，208万亩示范田平均增产两成。湖北监利的老农站在堆得像小山的稻谷旁感叹：“这稻子，真是长着长着就翻番！”次年，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到访，对着稻穗连声称奇，“Hybrid Rice”一词迅速传遍亚非拉。

步入新世纪，袁隆平把试验田从湘西搬到了菲律宾、马达加斯加，杂交稻种子搭乘联运班机飞向热带大陆。2004年，已离开政坛多年的华国锋打来电话，只说一句：“国外事情多，你辛苦，注意身体。”电话那头的关心朴素而厚重。

2006年6月9日，北京西郊一处僻静小院，袁隆平带着最新的超级稻数据登门。两位老人握手良久，华国锋提笔写下“贵在创新”四字相赠。这几个字后来被镶进镜框，挂在长沙实验基地的走廊，成了年轻研究员每天抬头可见的提醒。

2008年春，已届耄耋之年的华国锋在与故人闲谈时提到杂交水稻，说得最多的只是“农民吃饱了肚子，我就放心了”。短短一句，与当年那场紧迫的粮食压力首尾呼应，也为他与袁隆平跨越四十年的互信画上了清晰注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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